内容提要：政党政治是人类政治和社会发展的一大飞跃，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如何看待和处理政党自身的成长和建设，是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不同的政党对此有着不同的应对。中国共产党最宝贵的经验和最突出的优势就在于对自身建设的高度重视，这破解了在落后国家如何建立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难题，将执政党建设同国家治理融为一体并以前者引领后者。实践证明，在政党政治时代，无产阶级执政党自身的发展始终面临两大历史性的挑战，一是社会基础的流失问题，二是党内腐败的滋生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成功应对这两大挑战中，做出了独特的两大历史性贡献，即一以贯之的群众路线作风培养和开拓性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锻造。从严管党治党，已成为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品格。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这一论断不仅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特征，同时也揭示了政党政治时代中国发展的奥秘。政党政治是人类政治和社会发展的一大飞跃，为现代民主政治提供了基本的运作机制。政党比此前任何政治制度和机制都能够更多和更容易地整合民意，从而为社会发展提供更加稳定的基础。现代国家和社会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就是通过一定的政党制度来实现政党领导的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毫无疑问，政党政治的出现是资产阶级的功劳，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资产阶级的这种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有相应的政治上的成就伴随着”[1](P274)。资产阶级的政党政治为其现代化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政治支撑。

　　无产阶级政党的出现，翻开了政党政治的新篇章。无产阶级政党带来的是先进阶级思想意识的主导，是前所未有的广泛的民意整合，所以也必然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社会发展新成就。简而言之，就是先进政党具有引领社会发展的优越性。然而实践证明，无产阶级政党引领的发展也会遭遇危机，苏东剧变就是典型的例子。这牵涉到政党政治和政党时代社会发展的规律性问题。政党引领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其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但它必须遵循自身的内在逻辑，即：越是具有先进性的政党，越是能够成功地领导和推动社会发展。这实际上提出了政党时代最为关键的问题：如何打造先进政党？

　　在无产阶级政党中，中国共产党是最重视自身建设的政党。我们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归结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其实整个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的最大优势都在于此。如果再进一步对最大优势追根溯源，其根本的支撑就在于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自身建设，保证了自身的先进性，从而使政党引领的社会发展取得辉煌成就。

　　在近百年的奋斗中，中国共产党在自身建设上树立了两块丰碑，或者说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作出了两大贡献：其一是思想建党；其二是制度治党。两者精彩地应对了时代挑战，使中国共产党始终能够涤腐去朽、与时俱进，展现出政党政治前所未有的强大功能，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政党时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是中国道路给当代人类文明最宝贵的贡献。

　　政党政治时代，如何看待和处理政党自身的成长和建设，是一个甚为关键的问题，不同的政党对此有着不同的应对。中国共产党最宝贵的经验和最突出的优势就在于对自身建设的重视，确立起了政党政治时代的三大历史丰碑。

　　简单地说，政党政治就是通过政党掌握国家政权、主导社会发展的制度机制。政党政治与人类的现代化进程相对应，其中包含着深刻的历史逻辑。没有政党政治，就不可能终结封建政治和专制制度。要实现对社会的统治和治理，必须动员一定的力量。政党政治之前的政治动员，是依靠血缘、宗法、裙带等这一类具有很大封闭性的关系机制来实现的。这种前政党的政治最基本的特征是：既要维护少数人享有的特权，又要维持对全社会的统治。这本身就是一对尖锐的矛盾，所以，维护其统治的手段也必然是暴力的和血腥的。这也决定了这样的社会发展其动力和活力都是很有限的。

　　政党政治开启了政治动员的新纪元，它冲破了血缘、宗法、裙带等具有封建属性关系的束缚，空前地扩展了政治动员的范围。尽管政党毫无疑问也是阶级、阶层的代表，但政党通常都不关闭自己的边界线，以竭力扩大自己的动员能力，甚至往往举起代表全体人民的旗帜。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即使是资产阶级政党也能够一定程度上动员起其他阶级，包括无产阶级，共同反对封建阶级，以取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并且在取得统治地位以后，继续运用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口号和政治理念，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社会影响力。这是传统政治及其动员能力无法比拟的。

政党政治的这种强大力量，必然发挥激活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发展的强大功能，所以政党政治与现代化进程具有内在关联性。它创造的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就是：政党政治→现代国家→现代化。所以说，现代化就是政党主导的社会发展时代。政党主导发展的时代提出了两个时代性的命题：一是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状况在相当大程度上是由执政党决定的；二是执政党的自身状况已经上升为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这两个时代性命题又带来另一个社会发展的逻辑，与前一个逻辑相区别，可以称之为社会发展的归因逻辑，即：发展成就(依赖于)→执政党状况(依赖于)→执政党自身建设。这是政党时代的重大特征和基本逻辑，把握住这一重大特征和基本逻辑，才能够有效地推动现代化的进程。

纵观当代中国的发展，如果说有什么最根本的经验的话，应该就是认清了这一重大特征和把握住了这一基本逻辑，这才能够从根本上解释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可以认识和分析政党时代中国共产党树立的三大历史丰碑：

　　(一)破解了如何在落后国家建设无产阶级先进政党的历史性难题

　　政党是时代的产物，这不仅意味着政党与现代社会相关联，更深层的还在于政党的生长是以社会发展为基础的。没有近代工业的成长，就没有无产阶级，也就不会有无产阶级政党。社会发展的状况决定社会的阶级结构，从而决定政党生长的基本态势。

　　无产阶级政党发展遭遇的巨大难题与社会主义运动遭遇的难题是同一性的，即在落后国家展开这一社会背景。无产阶级并不是这些国家的主体阶级，在这样的背景下能够建成一个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强大无产阶级政党吗？中国就非常典型。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工人阶级仅二百万人[2](P7)，占全国人口的5%左右。而且，中国革命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农民成为党员的主体成分。这对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意味着什么？最根本的在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农民入党成为无产阶级先进政党的成员，关键问题在于小农意识的落后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极为深刻而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问题。1928年，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2](P77)

　　1929年的古田会议，确立起思想建党的原则。这意味着思想理论的武装是头等大事，必须始终把理想信念顶在前面。古田会议核心内容体现在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一文中，文章精彩地梳理了小农经济基础和落后的社会发展状况带来的对无产阶级政党的错误思想影响，进而通过无产阶级思想和理论的教育和灌输，解决从思想上入党的问题，彻底完成向先锋队成员的转变。这一重大战略的实施，破解了在落后国家如何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性难题，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

　　思想建党对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具有普遍意义，它牵涉到党的思想指导和理论武装的问题。落后国家的文化发展也是相对落后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大量存在，无产阶级思想并不是主流，这毫无疑问是对无产阶级政党先进性养育的巨大阻碍。如果说在西欧先进的工业国家，马克思恩格斯都要以很大的精力批判和纠正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列宁则进一步总结出工人运动需要理论灌输的重要原则，那么，在落后国家无产阶级政党建设面对的思想斗争的任务就更加繁重。中国共产党最为深刻地理解了这一时代使命，树立起思想建党的历史丰碑，对无产阶级政党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把政党自身建设提高到头等重要的地位

　　从国际共运的历史经验来看，无产阶级政党的自身建设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还没有形成紧凑严密的无产阶级政党形态，马恩也不是那些主要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实际领导人。他们从思想引领者的角度来影响和规范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例如，《哥达纲领批判》就是马克思对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思想和组织建设的分析、批判和帮助，但也只是在15年后才发表，并不是该党指导自身建设的文件。这时候的无产阶级政党还没有意识到自身建设的重要性。19世纪欧洲尽管已经有很强大的工人阶级基础，但无产阶级政党的力量却不够强大，寻求缘由，自身建设的质量不高是其重要的原因。

　　列宁对社会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宝贵贡献，是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无产阶级政党，尤其是在党的组织建设，如民主集中制的确立方面，使无产阶级政党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列宁也清楚地意识到必须清除各种错误思想对无产阶级政党的影响，他所发表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就是力图纠正当时流行在共产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政党中的一些错误思想。由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还面临着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等等诸多空前的艰巨使命，无产阶级政党自身建设的高度重要性还没有凸显出来。列宁去世后，斯大林重视党对国家权力的掌握，完善和严密了国家的政权体系，把社会主义的发展奠定在强有力的国家政权推动的基础上。然而，无产阶级政党自身建设却没有与国家的建设相匹配，国家在成长，越来越强大，而执政党却在蜕变，离初心越来越远，与人民越来越分离，这毫无疑问留下了日后亡党的隐患。

　　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之日始，就非常重视党的自身建设，在确立起思想建党的原则后，就开始逐步把党的自身建设置于头等重要的地位，形成以打造强大的先进政党来推动革命和建设的根本战略。毛泽东对三大法宝很经典的归纳是：“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3](P1430)首先强调的是党的建设。中国共产党已经形成了一个宝贵传统，在任何一个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都把党的自身建设摆在重要位置，不断进行整党整风成为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鲜明特色。

(三)将执政党建设同国家治理融为一体并以前者引领后者

　　执政党面临的首要使命当然是国家治理，通过国家治理来推动社会的发展。这是政党政治确立起来的国家和社会运作机制。这曾经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也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贡献。然而，资产阶级政党政治的历史局限性是十分明显的。它虽然通过选举、轮流执政等，有效地突破了专制政治的狭隘性，但它被富人垄断和被资本主宰的本质大大限制了它的利益整合和利益代表范围，体现的是以民主的表象实现维护少数人利益的实质。资产阶级政党政治当然也需要规范，主要是为其阶级的利益协调确立规矩，使内部不同群体的竞争在可控的范围内展开，以免导致失控争斗带来的过度毁损。这是其政党规范主旨，不存在更高的标准和要求。

　　无产阶级政党由于承担着伟大的历史使命，因此，它对自身的品格要求很高。尽管其有无产阶级先进性的支撑，但实践已经证明，即使是无产阶级政党也有可能丧失先进性。尤其是在掌握国家政权以后，面临着规范用权的考验。这种权力的规范远非西方国家所能够比拟，它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无产阶级政党没有自己的私利，为人民服务是其根本宗旨。所以，无产阶级政党在掌握国家政权以后，面临的是两大历史性课题：国家治理和执政党自身建设，而非仅仅是前者。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具有同等重要性，国家治理不好，党就会丧失生存空间；而党建设不好，国家也不可能治理好。但从发展逻辑上讲，则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应该走在前面。苏联的失败，归根结底是执政党建设的失败。苏联解体前的民意测验显示，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劳动人民的只占7%，认为苏共代表工人阶级的占4%。[4](P95)

　　中国的成功，归根结底是执政党建设的成功，是以执政党建设引领国家治理的成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拓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用自身建设引领的过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拓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思想前提。党的基本路线确立了国家治理的基本方针，同时也确立了治党的基本方针。1983年10月，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用三年时间进行整党的决定，明确指出，整党总的目的和要求，即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依靠全党同志的革命自觉性，正确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锐利武器，执行党的纪律，揭露和解决党内存在的思想、作风和组织严重不纯的问题，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提高全党的思想水平和工作水平，更加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努力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5](P392)党的十八大以后，以治党来促进治国的顶层设计更加完善和凸显。“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很清晰地阐述了以治党引领治国的内在逻辑：“只有进一步把党建设好，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我们党才能带领人民成功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6]建设强大的国家，首先建设先进的政党，这是中国道路思想的精华所在。

　　实践证明，在政党政治时代，无产阶级执政党自身的发展始终面临两大历史性的挑战，一是社会基础的流失问题，二是党内腐败的滋生问题，二者均决定其生死存亡。中国共产党在成功应对这两大挑战中，作出了独特的两大历史性贡献，即一以贯之的群众路线作风培养和开拓性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锻造。

　　(一)一以贯之的群众路线作风培养

　　政党的社会基础，即与人民大众的关系问题，决定着政党的力量。即使是资产阶级政党，也要力图将自己打扮成全民的代表，以扩大自己的社会基础。这也是政党政治与专制政治不一样的地方和其固有的优势。无产阶级政党开辟了政党政治的新阶段，一个鲜明的特质就是它能够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有着最广泛的社会基础。然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证明，无产阶级政党的社会基础也有可能流失，苏东剧变就是典型的例证。这些无产阶级政党为什么丢掉政权？无论怎样总结经验教训，失掉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信任是不容回避的内在原因。

　　无产阶级政党在掌握国家政权以后，仍然面临着官僚主义和脱离人民群众的巨大威胁，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这牵涉到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即：国家本身就是与社会分离的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废除国家的相关论述中曾经予以深刻的阐释，指出国家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是“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7](P189)。然而，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无产阶级革命也不可能人为地、主观地立即废除国家，还必须运用国家的形式推动社会发展，但需要正确地认识和对待国家。正如马恩所指出的：“国家再好也不过是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中获胜的无产阶级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有能力把这国家废物全部抛掉。”[8](P111)那么，如何认识国家“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马恩谈到的“凌驾于社会之上”“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论点应该成为我们思考的重心所在。国家本身是分离于社会的建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官员与民众的关系，成为国家自身运作的基本矛盾，即使是无产阶级政党掌握政权也是如此。马恩废除国家思想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弄清楚国家废除的历史性，更重要的是在于废除国家的内在原因，这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在无产阶级政党治理国家之初，列宁就很敏锐地意识到党与民众分离的严重问题。列宁指出：“我们所有经济机构的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9](P300)列宁已经把官僚主义当成最大的敌人看待，认为只有它能够把我们毁掉。遗憾的是，苏共的发展被不幸而言中。中国共产党当然也面临这一严峻挑战，因此特别强调自身建设，其核心内容就是人民本位的价值确立。在长期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将之凝练为群众路线。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宝贵成果，也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之一。与群众路线融合的国家运作机理是什么，这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

　　首先，群众路线扎下了政治认同的根基，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血肉相连，党不存在自身的私利，意味着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的认同，这是国家权力运作的前提，远远高于西方国家的所谓合法性基础。“合法性”中“法”的逻辑，并不能等同于政治认同和人心向背。群众路线的人民根基，提供的是国家权力大厦合民心的强大支撑，是政党政治的最高境界。

　　其次，群众路线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群众路线秉承的是唯物史观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基本观点。共产党不充当救世主，一切为了人民群众同一切依靠人民群众是密不可分的，中国共产党特别强调这一点。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它包括“依靠谁发展、为了谁发展”两个基本的方面，体现了发展动力和发展主旨的统一。正是这种内在的统一，即依靠主体与利益归依主体的一致性，使其创造了空前强大的动力源。我们能够很清楚地看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群众无穷的创造伟力。

　　再次，群众路线是国家治理政策制定的强大支撑。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做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10](P899)群众路线的根基源源不断地把人民群众的需求输送到国家的上层建筑，将之转化为方针政策，这就是民主的决策机制，是现代国家最为宝贵的上层建筑要素。

　　最后，群众路线为国家治理提供了最为厚实的稳定机制。现代化是最不稳定的进程。亨廷顿的著名研究揭示，现代化进程中没有稳定的多党制，但恰恰有些一党制能够保持稳定。亨氏并没有深入地探讨其原因。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很多，但归根结底在于国家治理绩效与人民群众期望值的契合度。群众路线不仅提供了执政党政策制定的民主机制，而且也提供了政策实施绩效的反馈机制和不断完善的机制。贯穿在整个治理中的与人民群众零距离的及时融通，有效地避免了社会矛盾的生成和积累，所以能够创造现代化进程中难以获得的稳定。

　　可以看出，群众路线建构起无产阶级执政党与国家政权运作之间的融通机制，这迥然不同于西方政党主要是选举的组织。它提供了源源不断地进行社会与国家交流交融的机制，较好地避免了马恩所说的国家“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问题，有效地巩固了执政党的社会基础。毫无疑问，这是中国共产党独特的伟大贡献。

(二)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锻造

　　从国家治理的层面上来看，腐败就是对权力的滥用，即利用公权力为自己或少数人谋取私利。有公权力运作的地方，就有可能产生腐败行为。西方政治理论认为腐败不可避免。孟德斯鸠论述道：“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11](P54)并且认为，权力的滥用同权力的集中是联系在一起的。阿克顿得出的著名结论就是：“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12](P342)。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因此，西方应对权力滥用的基本机制就是分权。实际上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考察，分权难以真正解决腐败问题，尽管它对权力滥用有一定程度的制约作用。

　　无产阶级政党在这方面的独特优势在于：它对自身提出了严格要求，而中国共产党更在于形成了法纪或制度的严格规范。列宁对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一个重大贡献就在于：真正建立起了具有严格组织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区别在这里，布尔什维克比此前欧洲无产阶级政党的力量更加强大的原因也在这里。无产阶级政党自觉地自我约束，为防止腐败提供了历史的新路。遗憾的是，列宁去世后，苏共并没有积极推进自我约束并做出较好的成绩。随着权力享有时日的增加，苏共的腐败现象也是与日俱增。到苏联解体时，苏共组织和干部队伍已经严重腐败。连西方学者都称苏东剧变是“来自上层的革命”，并且认为“苏联共产党是唯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13](P297)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暴发户中，61%的人靠的是将国有企业化为私有，90%的私有企业老板是过去社会主义企业的领导人。[14](P253)苏东剧变证明，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腐败问题关系到自身的生死存亡。

　　如何防止对权力的滥用，关键在于规范权力的运行，通俗地讲，就是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中国共产党对此也刷新了政党政治的历史，即：打造和将进一步打造最严密的规范执政党权力的制度笼子。西方的权力监督主要是在国家层面上展开的，通过选举赢得权力后政党就退居幕后，故政党自身的制度建设是比较虚化的，这当然是权力制约的漏洞。实际上西方许多政治交易和黑幕就是在政党内部产生的，这是其政党政治固有的弊端，本身源于其阶级的局限性，不足为怪。

　　中国共产党对自身执掌权力的规范不仅超越了西方政党，也超越了其他无产阶级政党。对后者的超越集中体现在不仅重视国家层面的权力规范，而且体现在更加重视党对自身的权力规范。中国共产党对自身权力的规范是同依法治国相契合的。在无产阶级执政党中，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的第一个历史性突破，是把依法治国提升到国家治理方略的最高层面，这是对长期困扰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人治现象的彻底否定，铺设了国家权力运作的法治轨道，毫无疑问开启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然而，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最重要的特点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这种领导不仅仅是执政，更不仅仅是短期执政，所以党是国家权力的中心。要规范国家权力的运作，关键是规范党对权力的运作。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的第二个历史性突破，是为党自身运作权力打造更加严格的制度笼子。这不仅与依法治国相契合，更是依法治国的引领。

　　新时代以来，在治国先治党、治党必从严的顶层设计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制度治党挺在依法治国的前面。这一方面体现在将党内法规体系纳入法治体系建设。这是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首次提出的，有力地促进了党内法规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和强化，使之与以依法治国的法规体系相契合。特别是强调不仅要坚持党对国家、对法治的领导，同时强调党的领导也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并且这是党践行法治理念、坚持依法执政、实现党的执政方式、领导方式法治化现代化的重大抉择，也是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实践。另一方面则深刻地体现在党法严于国法。这是执政党对自身权力空前的最严格规范，是前所未有的关住执政党权力的制度笼子。全面从严治党“严”在什么地方？严就严在自觉接受比普通公民更加严格的行为规范，这确立了一条极为重要的准则。有人认为这是党法高于国法，这种说法是不懂得中国共产党已经将党内法规体系纳入了国家法治体系建设中、国法和党法是同心圆的关系——处于圆心部分的内核是党法，党法是更加严格的行为规范。在依法治国的系统中，中国共产党处于领导地位，就像一部机器最精密的部分需要更加精心打造一样，中国共产党以更加严格的法纪要求来保证自身的纯洁和高尚品质，从而契合依法治国的领导地位，提升依法治国的质量。如果只强调党对法治的领导，而没有党法严于国法，就很难说是高水平的领导，也不可能是高水平的法治。

　　因此，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领导地位是同对自身更严的法纪相辅相成的。这不仅打造了高水平的法治，把权力置于法治的轨道上运行，更好地防止腐败行为发生，而且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开拓了新路，用更加严格的法纪来打造党的先进性、纯洁性，使之焕发出制度治党的强大功效、书写出政党政治的时代新篇章。（作者：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孙力，《长白学刊》201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