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意识形态工作具有极端重要性，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凝聚共识机制是其重要组成。弥合个体意识与意识形态间的鸿沟，防范境外意识形态的渗透，化解国内社会沉疴的矛盾，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是构建共识机制的价值所在。导向的薄弱化，内容的符号化，认知的单一化以及由“信息茧房”引致的同质化是共识机制面临的现实困境。因此，惟有坚持马克思主义，转变认知思维以强化导向共识，坚持熔铸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建构内容共识，坚持贯通虚实场域破除“同音层”以达成方法共识，方能拨云开雾，破解共识机制发展困境，促进其健康发展，提振其实效性进而巩固党在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

伴随着互联网与现实社会的高度接榫，网络社会已悄然崛起。网络空间作为思想激荡的前沿阵地，自然也成为马克思主义与各种社会思潮的必争之地。在搭乘互联网开放性、即时性、匿名性等特征，以及现代信息技术和先进传播媒介持续介入的便车下，各种社会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不断交织、激荡、蔓延，进行着网络空间场域的争夺和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博弈。因此，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极其重要。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不是隔绝网络空间，而是积极介入互联网，建立健全网络意识形态的凝聚共识机制，从而持续巩固网络意识形态的安全及党在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

一、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凝聚共识机制的价值

网络空间是意识形态工作开展的重要场域，凝聚共识对于掌握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具有重要意义。共识是人们在相互交流中逐步形成的对某些观点的认可, 它是有条件的、历史的、变化的。共识并不是无差异、绝对共性的“共”, 共识并不否认差异。[1]差异是共识的基础，共识与差异互利共生。凝聚共识机制是为形成共识而采用的一系列制度、方法、技术的总称。在网络意识形态工作中，建立健全凝聚共识机制，既是应对当下网络意识形态斗争呈现复杂化的迫切需要，又是巩固党执政基础，实现总体国家安全观和人民美好生活的有效路径。

（一）应对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的迫切需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在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的变革同时，也面临着国内外意识形态形势更加复杂化和严峻化的挑战。尤其在网络媒体迅猛发展的背景下，意识形态风险在网络空间不断堆积，甚至有时会集中显现、爆发。“网络已是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1]已是不争的事实。

第一，应对国外意识形态渗透呈现针对性、隐蔽性的现实需要。一方面，一些国外势力凭借先进的网络技术和传播理念，进行着更具针对性的意识形态渗透。他们对涉及到国家的军事、政治、科研机密等领域的工作者，对广大青年学生，依托大数据等技术进行精准定位，精准把握，精准渗透。另一方面，国外势力不断加大意识形态渗透的资本投入和相关先进科技的发展，使得意识形态渗透更具隐蔽性。资本的介入使得意识形态渗透呈现常态化，巩固了渗透的隐蔽性。国外势力假借投资、法律援助等渠道对境内一些势力进行资本的倾注，使其深深扎根，隐蔽性强，危害性大。面对国外意识形态渗透呈现针对性、隐蔽性的复杂特征，需要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生成的凝聚共识机制与时俱进，弥合各地方、各行业、各领域在应对国外意识形态渗透策略和指导原则上的差异，对党在防范意识形态渗透方面凝练的原则、方针、方法论等达成共识，形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防范共识机制。

回应国内社会矛盾在网络空间发酵、爆发的现实呼唤。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中国迎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得到了极大满足的同时，中国社会也发生了深刻而剧烈的社会转型，一些旧的社会矛盾也随之不断沉积，改革进入深水区，一些新的社会矛盾又接踵而至。新旧矛盾在网络空间不断交织发酵，甚至在某些别有用心的既得利益者的推波助澜下爆发，对党在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产生冲击。由此，回应国内改革伴生和积累的新旧社会矛盾，避免其在网络空间的恶性发展，需要我们牢牢把握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吸纳社会各个阶层参与其中，遵循共识机制导向，践行共识机制内容，并在共识机制的推动下切实的精准把握、有效化解社会矛盾，还网络空间的风清气正。

（二）确保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有效路径

共识机制与党的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是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核心，是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在网络空间的延伸，更是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领导一切的具体落实。

第一，共识机制是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形成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多元意识形态存在有其客观性。目前学界普遍认为，网络意识形态是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的延伸，突出了网络意识形态的权威性与重要性，但网络空间的流动性、碎片化、开放性、即时性等特征亦使得多元价值和多元思潮在网络空间交织、穿梭、重构，于此也就不难揭示我们所谈的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其本质是主流意识形态领导权。此外，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凝聚共识机制是中国共产党在现实场域坚持“民主集中制”“政治协商”等方法论在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衍生。网络与实现社会相互呼应，在现实生活中，不同党派和各界人士对治国理政和实现国家繁荣昌盛的各种建议和展望，需要在党的领导下达成共识，凝聚合力；而网络意识形态亦是如此，多元的网络意识形态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与客观性，要把握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同样也需要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同其他非主流意识形态之间有一套共识机制，在多元的意识形态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通过相互沟通，就某种价值或某类价值及其合理性达成一致。由此，共识机制也就成为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形成过程中的必然产物。

第二，共识机制巩固了党的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共识机制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提高鉴别能力，避免恶性事件的发生。现实社会的矛盾，在网络空间多元力量的相互作用下容易被迅速扩展蔓延，在没有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共识机制作用下，极易使得一些错误观点或谣言在网络空间畅通无阻且极易引发新的矛盾。而共识机制的形成将使得我们对一些热点问题、突发问题、社会矛盾进行共识机制内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处理，防止剑走偏锋，走向极端报复的道路。共识机制的存在也在提升着我们鉴别西方所谓“普世价值”、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的能力，擦亮我们的双眸，赋予我们智慧。共识机制是多元意识形态在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领导下，对其他意识形态主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凝练成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人民幸福生活的共识，对化解社会矛盾风险，增强意识形态鉴别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共识机制的存在有利于激活党在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生命力。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经久不衰，长期执政的重要作风，也是中国共产党永葆生命力、战斗力的重要原因。党在网络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同样也需要多元意识形态的激活或纳谏，共识机制也就承担起这一项任务，即在网络空间作为密切联系群众的窗口。共识机制具有开放性，动态性，针对性。共识是特定的，而共识机制是长久的，它在主流意识形态领导下以一定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共识机制是与时俱进的，是与中国国情和我们所处网络空间的现实境遇以及亟待解决的问题域相一致，相匹配，相呼应的，从而确保党在意识形态领导权实践中即时把握问题、准确得出对策，精准进行治理，实时进行监督。共识机制预防领导权独断，增强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科学性、客观性和生命力。共识机制使得党的意识形态领导工作更加严谨，在其他意识形态主体对党在网络意识形态的领导提供思路和建设性意见的同时，通过共识机制对党在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实践进行评价、监督、反馈。

二、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凝聚共识机制面临的生存之困

共识机制的发展面临着个体意识与意识形态间的矛盾鸿沟，面临着导向薄弱化，内容符号化以及由先进信息技术引致的同质化的困境。

（一）理论鸿沟：个体意识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

意识形态与权力是天然的同盟，作为掌握物质生产的阶级，同时也是掌握精神生产的阶级，自然也是要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阶级。共识机制面临来自个体意识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运动，且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矛盾更加剧烈，为意识形态吸纳个人意识增加了难度，为共识机制的发展设置了鸿沟。

第一，个体意识与意识形态间存在天然的矛盾，具体表现为意识形态对个体意识的吸纳与个体意识的趋于独立。意识形态的形成不仅包括统治阶级自上而下的灌输，还有自下而上的相同的或近似的个体意识的汇集。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没有代表无产者的科学的意识形态理论，但这并不代表没有个人意识的存在，进行反叛式的斗争就是其中简单的一种个人意识。无论是资产阶级借意识形态反对封建统治，还是无产阶级活跃在历史舞台，运用意识形态反抗资产阶级，其本质都是展现出对个人意识的吸纳，将对个体意识形态的争取隐匿在个体意识与意识形态的矛盾当中。进一步说，意识形态领导通过对个体意识“量”的吸纳，实现意识形态“质”的转变由此把握领导权。安东尼奥·葛兰西最先提出了意识形态领导权问题，并提出“有机知识分子”通过“分子式入侵”的方式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从而实现对“市民社会”的控制和领导。这些“有机知识分子”是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力量，他们以“阵地战”的方式获得大多数社会力量认同，“因为政治上的‘阵地战’一旦获胜便具有明确的决定意义” [1]。这也就是指明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形成过程就是不间断的争取和吸纳每个团体中的个体，以至于形成共识与认同从而实现“质变”。但我们要特别指出，当某种意识形态与个体意识相切合时，这种矛盾运动将会趋于缓和，例如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无产者因物质贫乏导致精神匮乏，不仅个人意识未得到极大解放而且缺乏“批判的武器”，而马克思主义作为系统的无产阶级解放和革命理论，使得多数团体中的个体找到了精神上的依托和实践改造的指南，迅速被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吸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由此掌握了领导权。

第二，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个体意识的解放，加剧了二者间的矛盾运动，影响着共识机制的建立。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以及生活方式的不断变革在满足人们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解放着个体意识，尤其是在人人都是发声筒，人人渴望话语权的网络空间，个体意识得到最大的释放。一种自下而上个体意识的汇集与意识形态的对抗不断升温，二者的矛盾运动也不断加剧。如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民主主义、民粹主义、相对价值主义等意识形态的涌现，普遍经历了由个体意识到集体意识的汇集过程。[1]在冲击现有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同时，也对其吸纳力提出了挑战。另一方面，网络的开放性使得个体意识进一步解放，凝聚共识难度增加。其一，共识机制受到个体意识凝聚的冲击。网络空间的流动性、隐蔽性特征等使得个体意识得以肆意挥洒，而且网络实质本身就具有吸纳能力，使得具有相同或者相似个体意识不断凝聚成一个团体，这种团体在互联网的催生下使得各成员间关系变得更加稳固，例如某某明星的“应援粉丝团”、借助网络的传销团伙等。其二，共识机制实效性受到冲击。某一个体意识在网络空间突然爆发，能够在网络空间碎片化、即时性等特征的作用下迅速在网络弥漫，对共识机制能否快速解决等问题提出了挑战。例如，在王海打假“直播售卖假燕窝”事件中，个体意识在突发性事件中快速反映，与共识机制的领导方行动的相对滞后形成对比，对共识机制的合法性和实效性带来挑战。

（二）现实困境：共识机制导向的薄弱化和内容的符号化

共识机制实际发展中面临导向薄弱化、认知单一化、内容符号化、巩固同质化等风险挑战。其中既有主观上的认知差异，亦包含客观上的生产力提升所带来的共识机制变化。

第一，共识机制导向的薄弱化。导向是共识机制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关键组成，其关乎共识机制内容、方法的正确形成及其有效运用。所谓共识机制的导向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而资本和多元思潮在网络空间的介入及冲击下，网络意识形态共识机制面临的导向薄弱化的现实境遇不断显现。

其一，资本介入网络意识形态领域使得共识机制导向被误导，呈现混乱。谁掌握了共识机制的导向，谁就掌握了网络意识形态的话语。伴随经济的全球化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畅通无阻，在资本的流通、发展和资本逻辑的催生下，一些跨国企业、组织和机构，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借助互联网等技术手段开始抢占中国的财富市场。资本的活力来源于资本的增殖，且资本皆有朝向垄断的发展趋势。由此，在网络空间中存在的多元资本，为招揽受众而努力形成自己的一套话语体系，意图冲击和消解由党领导的网络意识形态共识机制导向，形成利己的共识机制和导向，从而实现其利益的最大化。非理性的消费主义、拜金主义、虚无主义等在多元资本的呼应下，相互交织联袂催生出了“粉丝经济”“猎奇消费”等现象，从而吸纳、引导、凝练受众的话语，冲击、迷惑、混淆受众视线，误导了共识机制的导向。

其二，因规守旧缺乏创新，弱化了共识机制导向的强度。伴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和互联网的不断发展，使得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延伸，但网络空间的特征使得网络意识形态在具有意识形态普遍性的同时，又具有特殊性。现实场域的意识形态经验难以直接嫁接到网络意识形态工作中来，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时常缺乏创新性，还停留在现实场域意识形态的思维中，采用原有的形式与逻辑，弱化了共识机制导向性强度。此外，对“共识机制”与“一元机制”存在误解。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凝结的是共识机制而非一元机制，即共识机制是在某一主体领导下的多元主体之间形成的对某一价值及其价值观达成的共识。共识机制与一元机制的主要区别在于参与主体的数量和参与的公平性，共识机制是多元主体协调产生且参与地位相对平等，而一元机制的主体是单一的且参与地位存在绝对不平等。在当下，人们通常将两者混淆，从而弱化了共识机制的成效，误将一元机制理解为共识机制，从而对导向性把握不实，引致共识机制导向性不强。

第二，共识机制内容的符号化。在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依托日益成熟的印刷技术，意识形态大量表现为印刷品中的语词和语句，由语词和语句所呈现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准则便成为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要表现形式。[1]主流意识形态在构建其合理概念与逻辑时，以文字的形式进行大量的印刷与传播，而在网络社会意识形态的表达与传播日趋符号化，人们对共识机制的内容的原有刻板认知成为共识机制发展的现实窘境。一方面，共识机制的内容日趋符号化。网络社会的崛起，以致现实社会与网络社会实现高度接榫。人们的工作、学习、生活等也与网络关系越发密切，由于网络技术的特质，人们在网络空间中的生活更加抽象化、便捷化、匿名化、符号化。一个表情就能代表千言万语，一个动图就能浓缩网民的观点等等。“斗图”一词更是对网上交流内容符号化的具体表现，即通过“表情包”进行交流。图片上会附有简短的文字，但图片中事物的表情或者动作则传递出网民所要表达的观点。共识机制内容的符号化使得与受众传播者之间的共鸣更加强烈、受众传播者使用起来更加便捷，视觉传达效果更加优越等等。另一方面，日新月异的信息科技在改变人们交流方式的同时，也使得图像化，影像化等符号化的交流内容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加之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共识停留于文字符号所呈现的概念体系和逻辑推论之中，使得人们忽视了图像、音频等作为符号化交流形式传播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这使得共识机制的内容局限于文字符号，而忽视了图片、音频等数字化符号，制约了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凝聚共识机制。

（三）巩固危机：“信息茧房”引致的同质化现象

网络是一把双刃剑，我们在依托网络不断巩固共识机制的同时，也在承受来自网络本身带来的副产品的危害。“信息茧房”使得共识机制缺乏客观性，引致不同层级的共识机制之间同质化现象明显，且这种同质化现象在“信息茧房”的作用下不断强化。

第一，“信息茧房”弱化共识机制的活力，使得共识机制自身缺乏辩证逻辑与反思能力，从而降低其客观性。“信息茧房”所带来的价值观、方法论往往是一元的，单一的，这也使得共识机制之间日趋同化，缺乏创新性，长此以往降低共识机制的实效性。共识机制的生命力来源于客观性，客观性则是多元价值与方法经过严谨的概念竞争与逻辑论证，且经过实践不断检验的结果。“信息茧房”的存在将扼杀共识机制的客观性，出现一种“伪”共识现象。此外，一元共识机制在“信息茧房”的催生下将变得巩固，极易走向极端化，沉浸在一元共识机制的自我认同与自我话语建构之中，变得越发歇斯底里和固执到底。客观性是共识机制在网络空间生存发展的抵抗力，一旦共识机制陷入“信息茧房”，将会在茧房被外界强行剥开之时丧失抵抗意识，失去生命力。

第二，“信息茧房”抑制共识机制的创新性。共识机制是随着社会发展变迁的现实需要而不断的变革创新。“信息茧房”是一种自我满足，并在其封闭性、割据性、片面性特征的催生下，逐步完成自我认同与自我舒适区的建构。共识机制一旦陷入“信息茧房”的围猎，将会对某一共识机制内容与形式狂热着迷，由此使得共识机制如一潭死水，缺乏生机，泯灭创新的意志。网民处于“劣币驱逐良币”的舆论生态中难以自拔，进而加剧了社群之间的区隔，导致社会舆论场与主流舆论场相互割裂，使社会意识形态呈分化和碎片化趋势，增大了宣传思想工作引领和整合社会舆论的难度，抖音、今日头条、百度等互联网热门应用都存在类似的问题。[1]最终将会与时代发展脱节，进一步强化固有的认同，对共识机制存在的缺失与局限置若罔闻，视而不见。此外，“信息茧房”易使得网民对共识机制的内容极端认同，缺乏思辨与判断能力，从而引致对其他共识不假思索的坚决抵触。都认为自己所在或者所参与达成的共识是无误的、准确的、最优的。这样极易使得共识机制变为一种“回音室”，缺乏其他主体的评价与监督，丧失创新，容易滑向独断论的风险。

三、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凝聚共识机制困境破解的应然之道

习近平总书记重视领导权在维护网络意识形态中的决定性作用，反复强调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1]。共识机制是党在实践中把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依托，共识机制能否进行有效构建？能否摆脱生存困境？能否实现长期良性的巩固且健康发展？这些都是亟待解决且关系到党在网络意识形态领域领导权实效性的问题。

（一）导向共识：强化共识机制导向和变革思维建设符号化呈现机制

第一，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导向是共识机制构建的首要原则。伴随网络社会崛起和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共识机制的导向性面临边缘化、薄弱化的风险，影响党在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由此，必须坚持共识机制的正确导向性即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共识机制的导向。这是进行共识机制建设的前提和第一要务。这就需要增强危机意识，正视当前各种社会思潮、多元价值观等对党领导的网络意识形态共识机制的冲击现状。突出共识机制导向性在共识机制建设中以及在党的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要依托大数据等先进的科学技术，对当前的网络空间中存在的其他共识机制样态进行精准把握，对可能危害党的领导权建设的共识机制进行系统评析，并作出相应化解策略。同时我们也要注意自身共识机制的发展，广开言路，设立舆情警示和反馈机制，开设共识机制解疑释惑渠道，保证共识机制的良性健康发展，防止共识机制内部问题缺乏妥善治理而不断堆积，最终影响共识机制的正确导向，更有甚危及党在网络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并且，要将马克思主义与当前中国现实环境相结合，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导向的最大优势。马克思主义不是简单的认识世界、解释世界的学说，而是指导人们改造世界的学说。对马克思主义的合理运用要与中国当下的实际国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发挥马克思主义最为共识机制导向的最大优势，转换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的话语，使其更好的被人们所理解、感悟和运用。

第二，转化认知思维，建设符号化呈现机制，增强共识机制灵活性。其一，转变认知思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共识机制与一元机制的认知，二是对共识机制内容符号化的认知。在审视和建构共识机制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白共识机制是一个过程，是一个多方协商并最终对某一价值观达成一致的过程。这既是共识机制逻辑衍生过程，也是共识机制保持生命力和富有创造性的关键，更是其区别于一元机制，规避一元机制所带来的独断、缺乏活力弊端的重要表现；对共识机制内容符号化的认知即文字作为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形式，虽然其在理性与逻辑上要优于图片、音频等形式，但其在传播实效性中却要低于后者。图片、音频等符号化的共识机制内容具有天然的优越性，从而迅速博得各个年龄段受众的喜爱。这使得意识形态传播内容开始逐步趋于符号化。应对共识机制内容日趋符号化的冲击，要从转变认知开始。要依托大数据等技术对图片、视频、音频等进行意识形态传播分析。其二，建设符号化呈现机制。根据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一个完整的符号由本体、对象和解释三部分构成，通过解释建立本体和对象之间的意义关系是符号的价值所在。对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内容进行符号化呈现的关键是借助相应的技术手段将各种符号类型与不同的意义表达进行组合，从而塑造多样的主流意识形态符号。[1]由此，我们可以借助符号图片进行宏观意识形态传递，例如：中共十九大召开前夕，复兴路上工作室推出系列视频“党代会三部曲”，形式新颖、内容丰富、图片与文字的配合所呈现的视觉效果颇受广大受众喜欢。值得注意的是，在符号化呈现机制的背后，要以实打实的文字内容作为支撑，要有明确的导向性和严谨的理论逻辑。只有这样才能在符号化的呈现方式的辅助下，发挥共识机制的最大优势，从而避免空洞化、肤浅化、娱乐化现象的出现。

（二）内容共识：坚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共识机制内核

共识机制作为调和多元价值观的重要举措，需要择练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内容，将多元主体与多元价值纳入其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社会、个人三重维度凝聚起了社会共识，保障了党在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地位。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就要凝聚共识，形成网上网下同心圆。这个同心圆就是“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1]

第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共识机制发展的基石和强大生命力的保障。共识机制的出发点与落脚点都是以人民的利益为中心，是在党这个强有力的组织的带领下与多元主体协商达成共识。党是否能够有效的进行领导，离不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层面提出的要求，这是开展一切共识机制的基础，是进行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根本。马克思指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共识机制作为上层建筑能否长久发展，需要经济基础扎好根，使得共识机制枝繁叶茂。同样，上层建筑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共识机制的健康发展也会助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层面要求的实现。网络社会是社会概念的延伸，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层面的要求是共识机制能否富有生命力、激发创新性的关键。在多元主体、多元思潮、多元价值观交织的网络空间，“自由、平等、公正”的存在使得网络社会的每一份子、每一个组织在网络空间都有发言的权力，都有提供建议与参与监督的权力，都有参与共识机制形成的权力，都有为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人民幸福建言献策的权力。这使得共识机制真正成为过程意义上的共识，也保障了共识机制的创新性，即共识机制不是一家独大，不是一元主导，而是党领导下的多元对同一价值观的认同。而“法制”为共识机制提供保障，将所有的议题互动、协商论证等等都纳入到法的的理性中来，从而规避和最大限度杜绝损害国家安全和人民利益的行为。

第二，社会主义价值观将有助于弥合个人与意识形态间的鸿沟。社会是由个人组成，良好的社会是由无数具有优良品质个人的凝聚。多元价值观从某种程度上是对多元个体意志和品质的映射，共识机制亦是由无数个个人对某一价值观达成共识的结果。个人的素质、格局及对网络社会体察的水平将决定共识机制的质量，关乎共识机制的科学性、客观性、针对性，将最终影响共识价值的健康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人层面的要求，将进一步弥合个人意识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覆盖社会道德生活的各个领域，是公民须恪守的基本道德准则，也是评价公民道德行为选择的基本价值标准。“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分别从个体之于国家、之于职业、之于自身品质、之于对待他人等维度进行个人意识的引导。个人意识与意见的发表，要以这四个维度为基础，才能够在物欲横流的当下坚持本心，在快速发展、瞬息万变的网络社会有所参照、获得指引，实现个人意识与党领导的主流意识形态进行耦合，从而实现个人意识与意识形态矛盾的消解。在网络社会中，还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共识机制内容进一步巩固，扩大其实效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社会、个人三重维度实现了对全民价值观的凝结，在网络空间中同样也弥合了多元主体间的价值观念，使得多元主体在网络的生存与发展，都有其基本遵循，推动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健康良性发展。

（三）方法共识：坚持贯通虚实破除共识机制的“同音层”

破除“信息茧房”给共识机制带来的消极影响，需要提升网络空间中信息传播者和接受者的信息甄别能力，进而再贯通虚实场域，实现线上与线下的链接，建立即时反馈机制消解“同音层”，促进共识机制健康发展。

第一，破除信息窄化，加强传播媒介信息甄别能力。从信息接受者的角度来看，要提升媒介素养。媒介素养是指“人们对各种媒介信息的解读和批判能力以及使用媒介信息为个人生活、社会发展所用的能力。”[1]人们对信息的渴望已经从“量”转向了“质”，而信息传播的择练又与信息质量息息相关。作为信息传播者，要接受一定的信息传播知识和传播媒介辨别能力，才能走出“舒适区”，破除“信息茧房”的危害。伴随着市场体制原则的普遍适用和资本逻辑在网络空间的蔓延，信息传播技术的变现时间大大缩短。例如，当下盛行的短视频领域的迅猛发展，背后离不开传播技术的应用与资本推波助澜。信息接收者往往能够在最恰当的时间，收到自己所青睐的话题，并且持续不断的接收信息推送以至于无法控制时间，进而在浏览过后仍没有深刻记忆而陷入荒芜境地。这就需要信息接受者要择练优质传播媒介，远离低级趣味的推送平台与信息传播领域；要知晓一定的信息传播理论，合理规划信息、新闻的浏览时间，在最恰当的时间获取最准确的信息。对信息媒介的择练和内容的甄别还离不开自身的综合素质。因此，要提升自身综合素质，全方位甄别传播内容，多视角审视其成因，多角度论证逻辑。人与网络联机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已知信息进行论证，未知信息进行学习的减缓信息不对称的过程。在这过程中，个人综合素质的高低决定着审视维度是否充分、内容论证是否恰当等，影响着信息甄别能力。

从传播媒介从业者角度来看，要树立大局观，规范自身行为。“信息需要的发展，又意味着人的发展进入一种信息化的良性循环。”[1] 算法的背后还是人，“信息茧房”的形成虽是网络新进技术的直接产物，但其根本成因离不开引致这种现象背后的算法，更深层是算法本后的人。传播媒介的从业者应该树立服务人的全面发展的大局观，在揭取正当利益的同时，不能以泯灭信息接受者的创造性、创新性为前提。应该从多元角度对某一实践进行剖析论证。简言之，传播媒介从业者不应贩卖千篇一律的信息、观点、视角和方法论。此外，要加强对信息媒介传播者相关的立法，设置“信息茧房”预警红线，从法律层面最大限度减少“信息茧房”的出现，为信息接受者的全面发展保驾护航，为网络社会的长治久安提供重要保障。

第二，贯通虚实场域，营造信息共享的健康共识机制。网络虽然是人们日常生活和思想激荡的重要场所，但人始终脱离不了现实的生活。再美好的奇幻泡沫在现实的棱镜照射下都会爆出真相。“信息茧房”诞生于网络，其赋予受众的舒适区亦源于网上，这种似流云、似浮萍般的舒适需感需要现实场域的检验才能够得以确认。“信息茧房”亦需要与现实交融、互溶才能规避其影响。

其一，以线下为主，线上为辅，线上线下双融合。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共识机制，虽源于网络空间，但也摆脱不了现实空间的身影。现实空间所发生的矛盾是意识形态问题在网络上的延伸、放大，更是后者的根源。所以，要经常拿现实空间的镜子来照一照网络空间中“信息茧房”，让共识机制更具接地气，更具客观性，摆脱同质化困境。加强线下共识机制的构建，网络意识形态共识机制亦需要在现实空间进行镜像建构。其二，在有关部门的领导下，对网络上的意见领袖和信息大V进行定期制的座谈协商，将民主集中制应用其中，保证其正确的政治引领导向，规范其正规合法的网络行为。其三，建立舆情预警机制，针对网上爆发的矛盾进行风险等级评定，进而因级制宜，快速反映。青少年因自身认知能力与鉴别能力有限，成为“信息茧房”的主要受影响者。这就要求广大老师尤其是思政课教师承担起破除青少年受“信息茧房”影响，引导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责任。即要即时把握当下青少年易受“信息茧房”影响的类型，分析其成因，循序渐进引导广大青少年进行“破与立”，引导广大青少走出“信息茧房”舒适区，全面发展。其四，完善共识机制主体培育，维护共识机制健康发展。共识机制免遭“信息茧房”同质化的影响，还需要加党领导的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生成的共识机制的自身建设。这就需要我们的共识机制在内容、原则、过程和方法都要将合理性、合目的性及科学性贯彻其中，让党领导的主流意识成为网络空间中多种意识形态共识，构建国家层面的共识机制。广大意识形态工作者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意识形态群众路线。将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纳入意识形态共识机制目标任务建设中来。变革执政思想，转变传统意识形态主客体逻辑思维，将广大人民群众作为网络意识形态的主体，广开言路，走到网民中去，即时调查，即时反映。其五，提升网络意识形态共识机制的议题设置。习近平同志曾指出，新媒体从业人员往往能够左右互联网的议题，能量不可小觑。把握好网络议题设置的即时性、客观性和灵活性是提高其议题设置能力的关键。及时性即党要始终把握好第一话语权，第一发言权，始终牢牢把握网络意识形态共识机制议题设置主动权；客观性即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客观、公平、公开、公正处理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灵活性即“面对主流意识形态内容的既定性，可以根据受众状态的不同对同一内容进行不同的议题设置，使得同一内容能够适应不同的受众”[1]，从而维护共识机制的健康发展。（作者：卢岚，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李豪男，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本文原载于《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2021年第2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