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突发公共事件容易引发网络意识形态重大安全风险，给国家和社会安全构成重大挑战。突发公共事件爆发后往往出现：网络意识形态场域剧烈震荡、网络社会思想领域激烈交锋、异质网络意识形态投射对抗等异象。主流话语“应激”错位、多元思潮寻求上位、逐利资本道德缺位、境外势力图谋越位等是引发突发公共事件中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主要原因。做好突发公共事件中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工作，需要突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价值指向、构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统领机制、打造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科学平台、营造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协同环境。

在互联网时代，突发公共事件的爆发，公共危机的出现已不再是一种简单“事件”而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状态”。因为突发公共事件下的公共危机不仅仅涉及到事件本身的情况与情境，更涉及到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观和受此价值观影响的行为。当事件中错误的价值观念经过互联网的放大很容易引发意识形态领域重大安全危机。突发性公共危机使网络意识形态问题愈加显性化、尖锐化、复杂化和难控化。习近平指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问题值得高度重视”。加强突发公共事件中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表象、生成与治理研究，不仅是现实问题导向下的应然之义，而且是多年来理论界推进意识形态治理研究，提升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的必然路径。

一、突发公共事件中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多重异象

在互联网的虚拟空间里，各种意识形态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而突发公共事件中网络意识形态场域的争夺往往趋于白热化，也由此构成了意识形态安全的重大治理问题。突发公共事件情境中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呈现多重异象。

（一）遮蔽与去蔽：网络意识形态场域出现剧烈震荡

由于未曾预料、事发突然、危害巨大，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往往容易引起人们无所适从和心理恐慌。而决策者和主流媒体在事件爆发后也需要一段时间判断和理清头绪才能给予正确处置和引导，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段主流信息空档期。主流信息暂时缺位加剧了人们的恐慌。此时，关于事件的谣言、虚假信息的各种“假象”便会铺天盖地而来，当这些“假象”充斥于网络空间的时候，主流网络意识形态场域容易陷入被“遮蔽”的风险。当主流网络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意识到被“遮蔽”时，便会立即开启“去蔽”的机制，此时在网络意识形态场中一场激烈场域的争夺战就展开了。在这个过程中，“种族假象”“洞穴假象”“市场假象”“剧场假象”等“虚假的意识”“错误的观念”被不断放大，从而引发主流网络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不断被冲击，出现主流媒体不被信任，主流话语被屏蔽、淹没等现象。正如，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世卫组织全球传染病防范主任Sylvie Briand博士指出，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是“信息疫情”（infodemic）的暴发。谮人之言，如水之浸润，渐以成之。当公权力的话语在网络信息传播中被各种“假象”遮蔽甚至怀疑之时，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就会被动摇，形成了治理上的困境。

（二）命题与解题：网络社会思想领域展开激烈交锋

网络社会思潮作为反映特定利益诉求的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的集中呈现，对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产生较为直接和深刻的影响。在一般情况下，主流网络意识形态和网络社会思潮在网络空间处于相对稳定的共存状态。但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思想运动，网络社会思潮对现实社会问题有着先天的价值指向性，对政治利益和政治地位有着强烈的内在驱动性，对网民心理与爱好有着迎合性和诱导性。在网络社会思想领域，各种网络社会思潮总是想方设法扩展自己的场域，谋求更多网民的认可、得到国家机器的政治认同甚至夺取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权。突发公共事件爆发后，网络社会往往出现许多话题被激烈的讨论，网络敏感话题被持续炒作的现象，这背后多是各种“主义”“思潮”基于突发公共事件发展方向的不同判断和价值考量。通过议题设置的方式来宣扬自己的主张，证明自己的正确。诸如在洪涝灾害中出现了“下水道就是城市良心”，新冠肺炎疫情中“吹哨人”等话题的持续炒作。突发公共事件中，类似这些话题的大量出现，既误导了网民对公共部门的不满，又消解了网民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而公共部门和主流意识形态维护者则往往处于被动地位，疲于“解题”“纾困”，给网络社会思潮的扩张留下了机会，给主流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带来巨大的风险。

（三）进攻与防守：异质网络意识形态加剧投射对抗

从意识形态对社会影响的广度、深度和强度上的不同来看，意识形态一般有主流与非主流之分。从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角度，意识形态有同质、中质与异质之分。本文所用“异质”网络意识形态是指与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网络意识形态相对立的意识形态，主要是西方反华势力以及境内外分裂势力主导下的网络意识形态。冷战以来，西方反华势力及境内外分裂势力一直想方设法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妄图复制“东欧剧变”“颜色革命”，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方式“西化”“分化”我国。在互联网上，他们通过资本渗透，人员招募等方式，打着学术研讨、文化交流、知识普及等幌子向青年网民不断投射西方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当突发公共事件爆发，在国际上，一方面，他们利用掌握的强大网络媒体资源千方百计想将事件炒作成为国际性议题；另一方面，以意识形态为纲大搞“双重标准”，不断用“人权”“民主”等说辞抨击、指责中国。在国内，异质网络意识形态在中国的代理人在网上不断炮制谣言、制造恐怖气氛、发起网络运动，将突发公共事件政治化。他们利用购买囤积的海量账号制造、点赞、转发推高某些别有用心的话题，在各大新闻号下留言、转发、讨论，在盗版电影开头、短视频片尾等植入他们的信息等方式闪电进攻，迅速扰乱网络舆论场，以至国家相关部门防不胜防。

二、突发公共事件中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生成机理

由于突发公共事件爆发突然、破坏巨大、发展不确定、影响广泛，网络意识形态又具有虚拟性、导向性、多元性、难控性、复杂性等特征，突发公共事件中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出现存在多样性和复杂性，其生成机理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主流话语“应激”错位：暴露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软肋

在信息时代，媒体作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主体，其对某个事件的报道在塑造人们公共认知和价值判断上至关重要。但由于事发突然，以媒体为代表的主流话语体系在应对危机爆发的过程中往往出现多种“应激”错位的情况。第一，网络主流媒体对事件的报道存在权威依赖性。基于网络传播、转发便利性的现实需要，不少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假借专家权威之口的“信息报道”“信息解读”“信息传播”往往成为网络主流媒体对事件报道的重要信息源，但其中大量信息被证明是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假借权威名号行不轨之举，从而误导了社会大众，引发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第二，网络主流媒体人存在认知局限性。网络媒体人由于专业、时空等的局限，在情况不断变化发展的突发公共事件中往往出现对实际情况的误判，有时也存在被事件中各种谣言带偏的现实情况。第三，网络主流媒体存在信息沟通梗阻性。当前网络媒体话语范式仍大量延续了传统新闻舆论表达模式，过于追求专业性、权威性而忽略了网民对信息要求的及时性与差异性，使得主流网络话语与网民偏好之间难以良好对接与对话，给谣言乘虚而入的机会。第四，网络主流媒体存在信息热传的利益性。一些网络媒体基于“信息热”“流量大”的利益考虑，过度关注舆论和信息传播率，在没有确切信息来源和真伪识别的情况下，一味地追逐热点事件，片面追求新闻性，出现断章取义，误导人民大众的情况。

（二）多元思潮寻求上位：打破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格局

通俗的讲，网络社会思潮是传统社会思潮在互联网空间的衍生、流变、创新的产物，对网络社会心理、行为有着巨大的影响，是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晴雨表”。由于互联网的开放、多元和虚拟性等特点，各种社会思潮都可以在网上找到一定的生存空间，同时也不断地寻找机会扩大自身的影响、拓展自己的领地。当突发公共事件来临时，激烈而复杂的事态变化迅速传导至整个网络，网民对事态发展的无知和恐慌给了网络社会思潮抢夺话语权和意识形态主导权的机会。一些网络社会思潮的代理人往往利用突发公共事件进行炒作，不惜制造谣言误导民众，从而激化社会大众的非理性意识，催生负面社会情绪。特别是当某一群体的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时，愤怒和不满情绪会通过网络迅速将同类情形者、同情者连接起来，当这一庞大的群体被某一思潮武装和利用的时候，很可能爆发更加激烈的事件。当主导的这一思潮可能变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其背后的利益集团便获得了控制整个国家机器的机会，从而实现更大的集团利益。即便是没有成功，这一思潮也可以迅速跑马圈地，扩大势力范围，其背后的利益集团也可以凭借事态的严重程度取得不同程度博弈的筹码。

（三）逐利资本道德缺位：扰乱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场域

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大量的资本涌入新媒体产业，传统媒体从内容到用户的单一资讯通道被迅速改造为内容———用户———消费的循环应用场景。在这一场景中，用户与用户、用户与商家被平台、内容和资本多个维度连接起来。对于平台而言，内容越丰富连接越紧密，而资本的变现率就越高。伴随着中国新媒体产业的发展，互联网内容生产呈现出井喷式的增长，平台、内容和用户之间产生的流量成为资本竞相追逐的目标。为了抢夺流量，资本控制下的平台无暇顾及内容的质量，导致互联网上粗劣低俗信息泛滥。近年来资本甚至大肆倡导从“内容”营销向“情绪”营销模式的转换，大量带有“民粹”性质煽动性极强的网络信息模式被运用。极具个性的话题往往会聚合少数的个性化圈子,而只有公众普遍感兴趣的话题尤其是“重大公共事件”,则可以形成外延无穷大的圈子。突发公共事件爆发，大量营销号迅速涌现出来，各种营销信息呈现“批量化”“系列化”态势，他们无视法律道德底线，通过标题党、夸大事实、编造谣言等方式迎合人们偏见、骗取读者信任、吸引网民眼球，达到迅速集聚流量的目的。当海量的不良营销信息充斥网络的时候，劣币逐渐驱逐良币，主流网络媒体的公信力被不断侵蚀，网络社会心理被搅乱，网民价值、信仰被误导，严重威胁网络意识形态安全。

（四）西方势力图谋越位：冲击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防线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国家为了维护在其主导下国际秩序带来的巨大既得利益，无论是在两级格局下，还是美国“一超”独大的世界格局中，就从未停止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遏制。尤其是在意识形态领域，西方敌对势力对华攻击不断，其根本目的是通过意识形态攻势对社会主义中国开展和平演变，颠覆中国政治体制，遏制中国发展，把中国变成其附庸下的利益收割地。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2009年欧债危机以及2011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优越感和制度优势面临着严峻挑战，由此开启了空前的打压中国之路，意识形态战场的攻势也愈加猛烈。作为互联网的发源地，美国等西方国家掌握着互联网的核心技术，互联网的意识形态攻击自然成为了美国对华意识形态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中国爆发突发公共事件时，西方国家屡屡借助网络优势夸大事件，歪曲事实，想方设法将事件上升为政治问题，用“宗教”“人权”“民主”等说辞将中国共产党污名化，煽动网民对体制的不满情绪，误导网络舆论风向，冲击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防线。同时，西方反华势力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利用突发事件内外勾结，上下联动，他们将突发公共事件视为“天赐良机”，在网上不断炮制谣言，制造恐怖气氛，并将事件高度政治化，挑起排中狂热，妄图把中国污名化。

三、突发公共事件中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治理之道

做好突发公共事件中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治理工作，需要突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价值指向、构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统领机制、打造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科学平台、营造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协同环境。

（一）强化“人民立场”：突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治理的价值指向

网络工作为人民，网络工作靠人民。做好突发公共事件中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治理工作首要的是强化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指向。第一，要从“人民的立场”出发，及时、准确地发布事件的真相。突发公共事件来临，首先涉及到的是事件真相及时、畅通发布的问题，这也是网民最关注的问题，政府职能部门和网络媒体必须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想网民所想、急网民所急，畅通网络信息发布渠道，建立高效的突发公共事件信息收集反馈机制，推动公共事件信息公开、透明。第二，要从“人民的立场”出发，持续、公开地解读公共事件的动态。当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为了避免“劣币驱逐良币”，政府职能部门和网络媒体应该从网民关注的点持续解读事件的发展情况。第三，要从“人民的立场”出发，科学、理性引导网民正确应对公共事件带来的影响。突发公共事件爆发后，最紧急的是协同各方力量，迅速、高效地将事件的损失降到最低，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在网络信息发布时，公共机构、权威人士、媒体单位都应从这个角度出发，既要告诉人们如何规避风险、应对事件，又要特别注意从科学的角度出发讲清楚对于不同人群的风险程度的不同影响，避免由于全民恐慌导致的有限资源疯狂“挤兑”，影响对“重灾区”救援的情况出现。

（二）凸显“核心价值”：构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治理的统领机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在意识形态领域居统治地位。突发公共事件爆发后，网络意识形态领域话语权的抢夺更是进入白热化的状态，主流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防线如果被攻破，其他领域的防线很难再守得住。要守住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防线就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网络社会思潮的引领，实现从对话到共识，从共识到超越。第一，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网络社会思潮的“对话”。打破“信息茧房”，增强信息的开放性、共享性，畅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网络社会思潮的“对话”平台。要建立网络意识形态的主体间对话机制，实现信息发布主体之间、信息接受主体之间、信息发布主体与接受主体之间的无障碍对话。第二，要凝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网络社会思潮的“共识”。做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工作重要的是凝聚共识，找到最大的公约数，在网上网下形成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理想信念一致的共同体。习近平指出，“凝聚共识工作不容易做，大家要共同努力。为了实现我们的目标，网上网下要形成同心圆。”要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网络社会的共同精神追求。

（三）推进“智能治理”：打造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治理的科学平台

网络技术的发展催生和促进了网民群体、网络交际、网络文化、网络意识形态等网络生态的出现与发展，给意识形态安全工作带来了新的场域、方式和载体，但也带来了诸多新的挑战。从安全防御角度来考量，网络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的同时也给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工作带来几何倍数的防范压力，尤其是在突发公共事件来临时，借助各种网络技术、载体、渠道席卷而来的网络意识形态渗透和攻击将给意识形态安全带来难以估量的后果。习近平强调，“着力推进社会治理系统化、科学化、智能化、法治化，提高预测预警预防各类安全风险能力，增加安全治理的预见性、精准性、高效性。”面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要科学谋划、系统布局，充分地将各种前沿技术用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治理工作中。第一，要通过大数据、云计算、边缘计算、雾计算乃至量子计算以及人工智能等技术建立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评估、识别、预报、预警机制，尤其是要将声音、图像、视频的最新识别技术运用其中，及时掌握突发事件中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隐患与风险。第二，要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辅助决策者判断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特征、级别、危害程度。第三，要通过网络溯源技术、关联算法技术精准溯源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来源，掌握其传播脉络。第四，建立网上网下应急联动机制，及时、精准地处理重大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

（四）夯实“共建共治”：营造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治理的协同环境

第一，要依法治网，对乘机扰乱网络秩序、蛊惑网民者坚决打击。突发公共事件爆发后，关于事件的信息通过各种媒体、自媒体、网络社交平台等不断涌现，出现“信息潮涌”的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坚决利用法律武器对负面信息的源头、谣言的制造者进行打击。第二，要加强救援和重建，用实际行动粉碎流言的泛滥。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中国用“生命高于天”的担当，加强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用硬实力给网络上“中国崩溃论”者以迎头痛击，粉碎了国际上一些国家和组织试图利用疫情扰乱甚至颠覆中国的企图。第三，要加强对外合作，用中国方案引领网络意识形态发展动向。突发公共事件是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无法避免的，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有一套成熟的方案或者可借鉴的类似事件应对案例无疑是降低事件损失的最优办法。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以最开放的方式开展了国际合作，赢得了世界卫生组织和多数国家的认可支持，粉碎了一些国家的“病毒从中国起源论”“中国赔偿论”等的荒谬企图。第四，要加大宣传力度，用中国故事赢得世界人民的认同。海量网络信息里隐藏着不同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蕴含着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谁掌握了信息传播的主动权，谁就掌握了网络意识形态的话语权。要提高网络意识形态的话语权，需要主动出击，积极创新宣传方式，精心打造网络宣传平台，努力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利用互联网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作者：丁强，温州大学团委；牟德刚，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温州大学研究基地教授；孔德民，上海财经大学学生工作部讲师。文章发表于《思想教育研究》2021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