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两个“相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既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当下和未来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的基本原则。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有一个从自发到自觉、从应用到创造的过程。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任务和现实问题，党情、国情和世情的变化，推动中国共产党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

一、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初步实践

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之时，中国正值鸦片战争结束不久。在之后的半个世纪中，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并未加以特别关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真正得到广泛传播，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于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此外，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历次对外战争中的失败，似乎证明了中国传统文化无力应对西方的挑战，中国迫切需要寻找一种“新文化”来抵抗西方侵略，马克思主义就在新文化运动的大潮中传入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延续了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1923年，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理论刊物的《新青年》宣布，中国无产阶级将“继续旧时《新青年》之中国‘思想革命’的事业，行彻底的坚决斗争，以颠覆一切旧思想，引导实际行动，帮助实际行动，以解放中国，解放全人类”。这一态度显然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革命的设想。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同样是从“革命”的角度看待传统文化的。在张太雷看来，“凡成为一个革命运动，必是能脱离一切旧的因袭的社会观念”，“只有把青年的一切旧思想和迷信打破了，才能把我们的主义灌注给他们，使他们到革命的旗子下来”。因此，任何试图保守传统文化，阻止传统文化进步的趋向，都是“反革命的”。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虽然强调要“解放全人类”、“颠覆一切旧思想”，但绝不是要“打破国家”、“推翻本国文化”。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党所反对的，只是落后的、反科学的旧文化。文化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由社会生活而产生”。中西社会生活不同，因此中西文化也互异。“欧美文化是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中国文化是农业封建社会的文化”。正因如此，中国既要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同时也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中国既要固守自己的民族性，但也不能盲目地赞美中国的固有文化。中国共产党强调，中国文化有其存在的价值，针对国家主义派的攻击，肖楚女指出：“我们共产党除了叫劳动者反抗掠夺自己的资本家，除了反对男人压迫女人，反对寡妇守节，我们何尝推翻本国文化——又何尝有些什么本国文化让我们推翻过？”

可见，中国共产党在反对封建旧文化的同时，也高度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事实上，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大多受过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具有较为深厚的旧学功底，体现出明显的双重文化特征。在接受马克思主义过程中，他们一方面用中国传统思想理解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又用马克思主义阐释中国传统思想。1925年底郭沫若发表的《马克斯进文庙》一文，就体现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认知。郭沫若借孔子之口，表示儒家思想乃至中国的传统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不谋而合”；同时又借马克思之口，表示两者“终竟是两样”。这表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相通互契之处，这是两者相结合的前提和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提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1921年6月，张太雷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表示，“无产阶级运动的国际主义任务，过去和将来都只有在把国际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和方法正确地运用于各国具体特点的基础之上才能实现”。1923年李达在文章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究竟应该怎样来进行政治运动，“这一点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上并未为中国共产党筹划”，因此要“按照目前中国国情”，“定出一个政策来”。1926年，蔡和森在给中山大学旅莫支部所作的党史报告中也指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是世界各国共产党是一致的，但当应用到各国去，应用到实际上去才行的。要在自己的争斗中把列宁主义形成自己的理论的武器，即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精神来定出适合客观情形的策略和组织才行”。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这种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意识是相当宝贵的。随着革命实践的推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进程也开始了。但是，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期间，党内出现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经验神圣化的倾向。1930年，毛泽东提出“反对本本主义”的问题，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是党第一次自觉地提出必须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倾向。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党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了解得还不够，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认识。同时，对于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关注还不够充分，这种情况到抗战全面爆发后有了较大改变。

二、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自觉

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国共产党重新思考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之间的关系，并对自身的民族特性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均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对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也有了更深一步的体认。这推动着党在继续强调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同时，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自觉。

面对日本侵略的步步深入，中国共产党自觉承担起领导抗日战争的历史重任，倡导并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分析了党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地位，强调中国共产党人既是国际主义者，也是爱国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同样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首次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要“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上有了新的认识，这就是必须重视“民族形式”和“中国特点”。对“民族形式”和“中国特点”的重视，必然要求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在当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一方面是要纠正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倾向；另一方面是为了回应当时反共势力把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对立起来，提出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党至上”而非“中国至上”的荒谬论调。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也是民族化的政党。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中国共产党认为，这一事件“使我们可以更正确地认识中国共产党，而切实消除过去一切关于它的误解和妄说。今天再没有人能够抹煞事实，不承认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民族化的政党了”。党明确宣布：“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这是党内文件中首次出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相结合的表述，表明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已经成为党内共识。

中国文化是一个内容丰富的复合体。唯物史观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就必须对中国文化加以具体分析。张闻天认为，中国存在“买办性的封建主义的文化”，“也有反抗统治者、压迫者、剥削者，拥护被统治者、被压迫者、被剥削者，拥护真理与进步的、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因素”。对于前者，“必须用全力扫除”；对于后者，“我们有从旧文化的仓库中发掘出来，加以接受、改造与发展的责任”。毛泽东则把中国文化分为帝国主义文化、半封建文化和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文化。他指出，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对文化的具体分析，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供了依据。

总体而言，抗战时期党初步形成了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思想。这种“结合”既是“民族形式”的利用，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应用和发展。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

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探索意义重大，它既为抗日战争和随后的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精神动力，也为中华文化的复兴创造了思想条件。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一如既往地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特别是苏共二十大以后，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不能简单照搬苏联经验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个别词句，而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毛泽东指出，搞社会主义建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遵守，但“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还要“创造新的理论”。邓小平强调，“要按照中国的情况写中国的文章”。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问题的再次强调，是在党的十二大后。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之后，邓小平多次重申，“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结合起来，强调普遍规律和民族特点的有机统一，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中，包括冯友兰、张岱年、汤一介等在内的一批学者撰文讨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不过，当时的讨论只限于学界内部，在党的正式文件中，并未出现相关表述。直至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既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这实际上肯定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既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也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强调“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优秀中华传统文化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没有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三、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新境界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更加全面、深入地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向一个新高度、新境界。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特别重视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我们从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科学对待世界各国文化，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武装自己。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同时，科学社会主义也绝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这里，“历史文化传统”被单独提出，并与“本国具体实际”并列，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性得以凸显。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正式把这一原则表述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达到新高度。

“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重要论断，具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的含义是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地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这就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区分和对待传统文化，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原则，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相通。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形成了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包括大同理想、大一统传统、民本思想、平等观念等，这些思想中的精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

“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另一方面的含义是充分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既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更加自觉引领时代变革、开展理论探索创新的过程，其最终目的，不是传统文化“民族形式”的利用，而是“民族内容”的马克思主义化和马克思主义“民族内容”的创造，也就是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中国的原创性贡献。这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信和理论自觉，也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担当。（作者：欧阳军喜，系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文章刊发于《历史研究》2021年第6期。）